(三)环境保护、社会公共设施建设。

这其中的原因在于，合宪性审查机关如果拥有法律解释权，将有可能利用其对法律解释的合宪性审查权，从而使自己的解释凌驾于普通法院的解释之上，变成普通诉讼的上诉审，因为法律解释正是普通诉讼的核心。比如在议会内阁制下，议会作为人民的代表机关是民主正当性链条中的必要一环，议会可以不是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但是不能绕开它。

这要求法官应就该法律的违宪理由详加阐明，只要有合宪性解释的可能，法官就不能提出申请。也就是说，政治问题在德国并非不受审查，只是审查的强度上相比其他案件有所不同，比如采用明显性审查基准。这是造成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意识形态倾向越来越强的根本原因。就像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赫克公式（Hecksche Formel）中所讲的：对于一般法范围内的正常涵摄过程，联邦宪法法院不得进行审查，除非是显而易见的解释错误，此等错误乃是基于对基本权利的意涵的原则上不正确的观点而来，特别是当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以及基本权利的实质意涵对于具体法律案件具有决定性作用时。比如斐济上诉法院宣布被政变上台政府废除的1997年斐济宪法有效，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宣判1999年穆沙拉夫领导的政变有效，合宪性审查机关的介入往往不能使政治局势趋于稳定，相反会加剧政局的动荡，因为从政治上看，合宪性审查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并非终局性的。

第三个阶段是扩散时期。法国之所以修宪增加具体审查，因为在法国，普通公民无权向宪法委员会提出合宪性审查的申请，这甚至被称为法兰西例外。该条所发挥的主要规范功能是赋予立法者制度建构的积极义务，逐步实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国家文化发展义务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韩大元教授曾指出：在20多年的社会改革进程中我们面临过许多需要运用宪法解释权解决的宪法问题，客观现实的发展也提出过启动宪法解释程序的契机。[60]陈金钊：《法律解释学——立场、原则与方法》，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54] 参见前引[39]，周伟文。根据《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对备案法规的审查，既包含合法性审查，也包括合宪性审查。

从权力运行的角度看，进行宪法文本的解释是进行合宪性审查的前提和具体内容。[57]2016年9月律师苗永军以当事人名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邮寄了一份审查建议申请书，他在申请中提出：刑诉法中并没有附条件逮捕的规定，最高检《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试行)》第4条附条件逮捕条款、《关于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工作中适用附条件逮捕的意见(试行)》涉嫌违反上位法，建议对其进行违宪、违法审查。

具体理由是，通过细致分析条文中包含的进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的规定，可以发现，尽管何为其他文化活动宪法条文并没有明确规定，但是，如果结合第22条关于文化事业的基本领域的列举，则可能包括从事或参与新闻广播、出版发行、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建设及有关活动、以及参与群众性文化活动等。[40]备案审查制度日益受到重视，2017年1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备案审查工作情况报告。上述四个案例虽然都运用了第47条进行说理，但都没有涉及本文第三部分所探讨的第22条与第47条以及第47条本身的内在冲突问题。为避免在过于宽泛的意义上分析宪法上的文化规范，本文选取宪法第一章总纲中的第22条和第二章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中的第47条加以分析，二者是文化宪法规范体系的核心。

从公民文化权利实现的角度看，国家义务具有多层次性[7]，人权法学者将其具体划分为尊重义务、保护义务、实现义务、给付义务或促进义务等[8]。全国人大所制定的许多法律中，都有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表述，有学者提出：‘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内含两层规范结构，即立法权源法定和法源法定。参见前引[42]，沈春耀文。从该案一审判决的说理来看，其中的言论自由应该是来自于第35条，而学术自由则明显引申自第47条的科学研究的自由。

[18]与国家在文化领域的积极建构立场相关，国家在文化权力行使过程中裁量权是否过度行使，从而干预了公民的文化自由权或文化的自主发展，往往会引起较大的争议，需要引入宪法思维和建立有效的合宪性审查机制。[28]贾宸浩、相焕伟：《宪法上的文化权利：我国文化政策法治化的根基》，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在不动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拥有宪法解释和宪法监督的最终权力的前提下，允许法院根据适当的程序规则，将具体案件中的法律适用提请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进行解释和审查，经过精致的理论设计，完全可以适应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民主和法治逻辑。这部分条款所发挥的主要功能是明确规定文化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以及国家在文化发展中的责任。

注释: [1]有学者将其概括为文化唯理主义，参见黄明涛：《公民文化权利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3页。成熟的宪法解释以及活跃的司法裁判说理是破解制度难题的发展方向。该条不仅为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部分对文化管理权的规定打下了基础，同时也成为文化领域立法的宪法文本依据。[15]孟母堂的开办与停办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和学术争论，该事件也被评为当年的十大宪法事例之一。但是，从目前法规备案审查制度的运行实际来看，都只是在进行合法性审查，尚无合宪性审查实例。但在具体的宪法运行过程中我们没有对宪法解释权在社会变革中的功能给予必要的关注，而是不适当地强调了宪法修改权的功能。

这一论证明显依据《宪法》第47条和第51条，但只是截取了第47条中的文学艺术创作的自由，并且用文学艺术创作的自由替代了第51条中的自由和权利，缩小了对两个条款的解释，且没有提及与宪法的关联。(二)具备宪法效力的宪法条文个案解释阙如 我国目前简略的宪法解释程序机制主要参照民主的立法程序。

时间近一些的如2016年律师苗永军提出的附条件逮捕制度的审查建议、2017年108位知识产权专业研究生提出的对有关著名商标的地方立法进行审查的建议等。从该案二审判决的说理来看，似乎明显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用科学研究的自由取代了一审说理中的学术自由，回到了更接近宪法文本的表述方式。

根据公开资料，2013年至2017年5年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共对121件行政法规、125件司法解释进行了主动审查，对1496件公民、组织提出的审查建议进行了被动审查，并对上千件地方性法规进行了有重点的专项审查研究。有学者指出：宪法解释与监督宪法实施之关联性表明两方面的内涵：其一，只有运行宪法解释，才能启动监督宪法实施。

参见胡锦光、王丛虎：《论我国宪法解释的实践》，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2期。[39]尽管根据有些学者的分析，全国人大常委会事实上通过不同的形式行使着宪法解释权。司法实践中，法院对文化权利条款说理的过于随意的现状，说明司法实践本身不能直接提高宪法解释水平、更不能直接决定宪法条文的含义。[23]参见王德志：《论我国学术自由的宪法基础》，载《中国法学》2012年第5期。

(三)公民文化权利与国家文化义务的冲突经常发生 由于文化概念的模糊性和文化领域的广泛性，宪法或法律中的文化规范往往存在内在冲突。[50]考虑到全国人大本身便具有宪法解释权，因此，这样的规定本身也是一种合宪性的宣告。

[6]如《电影产业促进法》2016年11月通过，2017年3月开始实施。(一)文化义务的法律边界不清晰 国家的文化义务是指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国家在公共文化服务、公民文化权利保护以及文化财产保护等方面所应承担的义务。

显然都包含着将宪法中的基本政策条款具体化的立法考量。国家文化义务的履行，既涉及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文化选择问题上的政治衡量，也涉及中央或地方的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的文化决策。

另一方面，作为社会权的文化权利则要求国家履行积极的保护和促进义务。[33]二审法院没有明确指出宪法的规定，但所运用的表述方式，则更接近于《宪法》第47条和第51条的表述。但公民在行使文学艺术创作自由的权利时，不得损害其他公民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最后，该条第2款将文化遗产保护也纳入国家责任范围，并概要式界定了国家保护的文化遗产类型，即名胜古迹、珍贵文物、重要历史文化遗产。

(一)《宪法》第22条释义 《宪法》第22条规定：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一直处在转型当中。

不仅如此，这种解释实践还面临更大的挑战，全国人大常委会虽然拥有宪法解释权，法工委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机构显然并不具有宪法解释权，因此本身也面临合宪性的挑战。[13]前引[12]，谢登科文。

在彭德初等诉肖耀庭名誉权纠纷案[34]中，判决书说理部分阐述：我国宪法保护公民的创作自由，允许小说可以以真人真事为原型，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现实生活。上述报道得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以来暨2017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的印证，该报告指出：法制工作委员会对收到的审查建议逐一进行认真研究，对审查中发现存在与法律相抵触或者不适当问题的，积极稳妥作出处理。